河南
（原标题：从中国新闻奖看舆论监督新特点）
近日，在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研讨活动开幕式上，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新时代价值》为题，就主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报道的发展阶段、角色特点等进行演讲。
我们摘编播发，供交流研讨。
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新时代价值
——在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研讨活动开幕式上的发言
周勇
中国新闻奖评选历来重视舆论监督报道。近年来，涌现出《食品工厂的“黑洞”》《“东北黑土保护调查”系列报道》《多地清洁取暖被指“一刀切”：禁柴封灶致部分群众挨冻》《向前一步》《婴儿之殇与“雅培母乳强化剂”召回疑云》《315特别报道·卧底调查南昌双汇》等一批揭示存在问题、维护公平正义、推动问题解决的舆论监督作品。
2022年，中国新闻奖评选专门设立舆论监督报道项目，以鼓励媒体加强舆论监督报道。3年来，舆论监督作品参评和获奖数量均有明显增加，有235件舆论监督作品参评、 69件作品获奖，其中第32届（2022年）22篇、第33届（2023年）22件、第34届（2024年）25件。比第30届（2020年）16件、第31届（2021年）18件增长20%以上。
窥一斑而见全豹，以上数据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舆论监督工作正呈现出新特点、新活力。
（一）
如果从历史维度来观察，在不同时代舆论监督范式各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其作为新闻舆论工作“治国理政 定国安邦”功能的重要表现，契合不同时代特征下的这一需求，是其根本价值所在。
舆论监督在实践场域的第一波热潮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年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扛着摄像机暗访黑煤矿，成就“焦青天”的美誉。记者用笔和镜头，架起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党赋予主流媒体监督职责，人民赋予主流媒体监督力量。当互联网技术叩开新世纪大门，舆论监督的参与者开始指数级增长。
第二阶段（2008-2020）：发展时代的“声场叠加”。这一阶段特征体现为随着互联网发展，政府、民众等主体有了更多直接发声的机会，连接民众的主战场也在发生转移。
微博兴起后，“表哥”“房叔”在网民围观中倒下，但狂欢背后藏着隐忧。2018年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最初“女司机逆行”的谣言获得亿次传播，真相却姗姗来迟。这个阶段像一面镜子：技术赋权让监督无处不在，但也让理性思考淹没在情绪浪潮中。众声喧哗中，我们该如何重构监督秩序？
第三阶段（2020至今）：对话时代的“吸纳融合”。舆论监督场域、观念及渠道等均发生着变化，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形成联动、融合。舆论监督机制由主流媒体单向推动转变为多元对话与多主体协同。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命题下的舆论监督格局初步形成。
（二）
面对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舆论监督该如何转型升级？现代化治理对舆论监督提出了新要求，事实是新闻的生命之基，但主流媒体仍需警惕碎片化的真实，切勿失之于个案，丧失普遍意义。同样，要坚持谋求连接与融合，走好群众路线。最终，推动向好向善解决问题，发挥建设性新闻的意义。
在2024年第34届舆论监督类评选中，人民日报侠客岛的微评《一颗老鼠头为何要省级调查组才能查清？》以不到400字篇幅获得一等奖。作品针对江西“鼠头鸭脖”事件在央媒中率先发声，对热点问题冷观察、深思考，不仅有态度，更重解心结、聚共识，引用权威调查结果，有效引导舆论走向，理性疏解社会情绪。其以小微评迸发正能量、带来大流量，在舆论场上引起了热烈反响，综合阅读量超8亿，舆论引导效果明显，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和对互联网传播规律的把握。
而北京卫视《向前一步》更开创了监督新形态。列如在“老旧小区拆违”专题中，节目组让居民、城管、律师同台辩论，最终达成一致方案。制作人坦言：“我们不是要制造冲突，而是搭建共识的平台。”
如果说这些实践展现了监督的温度，那么建设性监督更需要制度化的力度。
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三天3万8！三甲医院太平间的“天价”殡葬费……》，展现了舆论监督的更高追求——从“揭黑”到“推动善治”，体现了建设性监督要兼具温度与力度。记者不仅曝光了某三甲医院太平间乱收费现象，更追问“监管漏洞何在”，推动北京市出台《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医疗机构不得外包太平间”。监督的终极价值，在于让痛点变成改革的起点。
（三）
全媒体时代，记者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舆论监督新格局中媒体应把握三重角色。
角色一：连接者——扎根基层的“社会黏合剂”
发挥媒体独有力量，扎根基层，实现连接的网络化、深层化。第34届中国新闻奖的二等奖作品《六问：河南南阳收割机为何无法下高速？》深刻体现了新时代舆论监督作为“连接者”的核心价值，通过扎根基层、精准连接多方诉求、推动问题解决的方式，构建起政府与民众间的对话桥梁。报道以“收割机被困高速”这一具体民生事件切入，直面粮食主产区在极端天气与政策执行矛盾中的双重困境。通过农机手、种粮大户、基层干部等多元视角的呈现，将政策执行中的机械性（如大件运输证争议）与农民抢收的急迫性形成对比，既揭示制度缝隙又保持客观平衡。这种对基层真实困境的深度还原，让舆论监督不再停留在简单问责，而是成为缝合政策与民情落差的针线。
这正体现了新时代舆论监督中媒体的独特价值：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让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与百姓生活的微观诉求相遇。
然而，仅仅连接还不够，监督的本质在于对真相的追问。
角色二：提问者——直面矛盾的“真问题猎手”
记者永远是提问者，这意味着需要永远保持对“真问题”的敏感与关切。大处思考，小心求证。
第34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填坑？挖坑！》便体现了记者作为“猎手”，主动追踪、挖掘，紧紧抓住生态文明政策在地方执行中的偏差，直击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的矛盾，克服困难获取证据，如卫星监控、航拍、突破看守，直面当事人，形成完整证据链，不仅揭露问题，还推动整改，促成实际改变。它提醒我们：舆论监督的锐度，不在于言辞激烈，而在于对真问题的执着叩问。就像手术刀，既要精准找到病灶，更要避免伤及健康机体。
追问真相之后，更需要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角色三：建设者——多元共治的“对话平台搭建者”
秉持建设性才能集合各方力量，主流媒体提供的是多元主体对话、协商的机会与平台。
第34届舆论监督报道一等奖作品中有一项是由新华社5个分社合作采写的、聚焦“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活动受限”这一热点话题，调研区域覆盖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华南，采访了老师、家长和学生等相关群体，搭建多元主体的对话平台。稿件刊发后，教育部表态称：中小学校要确保学生课间正常活动。
这种监督形态的进化表明：新时代的舆论场，需要的是凝聚共识的“圆桌”，而非撕裂对立的“擂台”。正如北京卫视《向前一步》节目组的定位“让市民成为公民、让我成为我们、让孤岛连成大陆”。
回望来时路，中国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今天，我们站在全媒体时代的潮头，见证着监督范式的深刻变革：从单向度的“曝光-问责”，转向多维度的“连接-追问-建设”。
这种转变不是对监督锋芒的消解，而是对媒体责任的升华——既要当好社会矛盾的“探测仪”，更要成为治理创新的“推进器”。正如新华日报记者杨昉在“7年调查路”演讲中所说：“舆论监督的意义，不在于证明黑暗存在，而在于让所有人相信光明必至。”让我们以监督之光照亮治理之路，以共治实践书写新时代的媒体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