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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宗璞先生的忘年交

2017-07-28 15:33:56 来源: 网易河南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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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宗璞先生的忘年交宗璞先生(左)在寓所与许进安(右)亲切交谈

2017年7月26日是宗璞老师八十九周岁寿辰,我想写一些文字作为纪念,往事历历不知从何说起。十几年前第一次踏进三松堂大门是去商量拍摄纪录片《冯友兰》的事,宗璞老师知道我是唐河人,又是电视导演职业,就有了亲近感。她对我说,父亲这个纪录片有人张罗三次了都没弄成,这次别弄黄了,并说,自己缺少一个“得力之人”。去年纪录片《冯友兰》已经在央视播出,宗璞老师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时她已经把我视为“得力之人”,又让我筹拍她的纪录片,宗璞老师的一些生活片段开始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2007年,“宗璞先生八十寿辰和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到场祝贺。座谈会由张抗抗主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到会致辞。会场边的玻璃柜内,摆放着宗璞老师的60本文学作品,见证了她六十年文学创作的艰辛历程。最后,宗璞老师朗诵英国作家哈代的一首诗《我的路》作为结尾:我的前面是平原,平原上是路,看,多辽阔的田野,多遥远的路,经过了一个山头,又来一个……表达了她要不辞劳苦创作《北归记》的决心。此时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之前三部已经出版,第四部《北归记》还没动笔。我问过宗璞老师为什么喜欢哈代,她说哈代有一句话“如果为了真理而开罪于人,那么,宁可开罪于人,也强似埋没真理。”宗璞老师赞赏哈代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她还喜欢哈代作品中弥漫的悲剧情绪。因此,宗璞老师的作品都是文雅安静、浪漫而又带有伤痛,具有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的风格。

宗璞老师从小就喜欢李商隐的诗,特别是《锦瑟》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她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然而她的文学作品,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或者童话,虽然有忧伤,但不颓废,往往充满了对命运抗争或对生命的感悟,文章的结尾也都会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她曾说过:若能为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点抉择的力量,或仅只减少些许抉择的痛苦,我便心安…….

宗璞老师对家乡唐河充满了感情。有一段时间关于恢复祁仪冯家故居的话题说得比较多,宗璞老师认为唐河已经有一个纪念馆了,恢复故居得拆除现有建筑,又得多花钱,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不如用恢复故居的钱建一所医院,让更多家乡父老们有病能得到医治,比恢复冯家故居更有意义。

而对于祁仪老家建友兰文化园宗璞老师很赞成,她说,可在文化园里建一座亭子,刻上她祖父的一句话:任何时候都要打好中文底子。宗璞老师说,唐河的学生都应该学好语文,有文采、口才好应该成为唐河人的一个特点。她还多次表示想给唐河友兰实验高中赠书,鼓励那里的学生多读书,希望唐河多出人才。宗璞老师有一次跟我说,啥时候能见见唐河的领导们,有些文化上的建议想给他们说说。

告别燕园,是宗璞老师生活的一个转折点。2012年9月,宗璞老师决定搬离住了六十年的三松堂。搬家那天我也早早过去帮忙。冯友兰先生的大部分书籍已提前捐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留给北大的一部分家具、书籍、手稿、字画、文物先登记造册,随后打包运走,待房子装修后再运回陈列布展。那天,宗璞老师在各个房间巡视,哪些搬走、哪些留下、哪些家具送给唐河冯友兰纪念馆,她一一都安排好去处。

她在《云在青天》这篇文章中写道:“有人奇怪,我怎么还会有搬家的兴致。也有朋友关心地一再劝我,说老年人不适合搬家。但这不是我能够考虑的问题。因为三松堂有它自己的道路。1952年院系调整,冯友兰先生从清华园乙所迁到北大燕南园五十四号。1957年开始住在五十七号。他在这里写出了他最后一部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在《自传》的《序言》中有几句话:‘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这是三松堂的得名由来。北京大学已经决定将三松堂建成冯友兰故居,以纪念这一段历史,并留下一个完整的古迹。这是十分恰当的,也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必须搬家,离开我住了六十年的地方”。

然而,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冯友兰故居的重建一直没有动静,五年来,我每年都要去几次,看看有没有动工的迹象,然而看到的是院内疯长的野树和野草,心中很不是滋味。今年再去时,院内一棵野构树已长有胳臂粗、十几米高了,靠西墙的一棵小松树被别的树木完全遮住了阳光,叶子已经发黄,奄奄一息。而最大这一棵松树也没有前几年那种生机勃勃的样子了。6月初我又去三松堂时,看到有一种藤蔓植物顺着那棵大松树往上爬,争抢阳光,老松树似乎对这种欺负无能为力,任由野藤缠身。我钻过稠密的野树丛,动手把这些野藤全部连根拔除,还清理了松树周围的杂草。事情虽小,心愿却很大,因为这已不是一棵普通的松树,而是一个著名的文化符号了。

离开燕南园那天,宗璞老师在车里向我们挥手、向三松堂告别,在这里她完成了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和《西征记》,其中《东藏记》获第六届矛盾文学奖。她随身带走的是父亲三十年前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清风明月酒一船。还有父亲面带微笑着的一张照片。如今,在北京郊区的新居,客厅里挂着父亲这幅对联,宗璞老师拖着病体,像晚年她父亲一样在口授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四部《北归记》。宗璞老师曾跟我说过,活着很累,但小说还没有写完。她形容自己的写作状况像“蚂蚁衔沙”一样,一粒、一粒……每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她说是父亲的精神在支持着她创作。我很理解宗璞老师的心情,她眼睛几乎失明,左臂失去了知觉。再加上脑供血不足,时常头晕,这样的身体状况还在口授小说,所以,作家王蒙认为,这在全国没有第二个人。今年6月底我又去看望宗璞老师,问及《北归记》写到什么程度了,她说写完了,说着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我听了十分欣慰。后来我去上海采访作家王安忆时,告诉她《北归记》已经写完了,王安忆也很惊讶,说这真是一个奇迹。

2011年7月4日,宗璞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明天去清华大学校史馆,问有没有兴趣,我说当然想去了。宗璞老师从来不强迫人,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和你说话。去了之后才知道,她是来看校史馆有没有反映清华大学文学院这段历史。原来,清华国学院因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所以知道国学院的人多,而知道文学院的人很少,但宗璞老师认为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没多大成绩。清华大学文学院是1929年在国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冯友兰先生先是代理院长,从1931年起任文学院院长,一直到1949年结束,他任文学院院长长达18年,文学院里走出了季羡林、钱钟书、林庚、曹禺、英若诚等众多如雷贯耳的人物,宗璞老师认为多年来一直对文学院宣传不够。

宗璞老师现在没有把我当外人。去年年底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她洗三张照片,因为她们家的照片我保存的最齐全。一张是她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一张是她小时候母亲抱着她那张照片,还让我找一张上面是紫藤萝、下边是一条小路这样的照片。我知道宗璞老师的文章《紫藤萝瀑布》已经选入初中课本多年,给全国无数懵懂的中学生带来了生命的感悟,影响很大,也算是宗璞老师的一个得意之作。我按照宗璞老师的要求,把照片放大成十寸,又装上相框送去,她把母亲的两张照片放在了卧室,我想,虽然宗璞老师看不清这些照片了,但她时刻能感受到和母亲在一起的踏实和温馨。

近年来,我有什么新鲜事都随时打电话分享给宗璞老师。诸如,我去了云南蒙自,她家当年租住的桂林街带天井的院落保存很好;昆明郊区龙泉镇冯先生写《贞元六书》时住的弥陀寺虽然摇摇欲坠,但已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了;祁仪老家的腊梅花开了,很漂亮;在三松堂拍摄外景时,有一只松鼠闯入了镜头;冯友兰纪念馆的观众很多;我从三松堂移栽到冯友兰纪念馆的玉簪花已经枝繁叶茂了,秋天会开一串串的白色花棒……最近我告诉宗璞老师的一件事是:7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赠送给今年三千毕业生每人一本《中国哲学简史》,希望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做有思想的行者。每当听到我这些消息,宗璞老师总是很开心,会接着问一些问题,最后总不忘道谢。

因拍摄纪录片《冯友兰》与宗璞老师交往这十几年,我真正体会到了他们父女两代人身上那种“担得起”和“放得下”儒道两家精神的魅力,感觉自己的精神境界也提高了不少。冯友兰先生非常推崇人类思想的光辉,他曾比喻说:就像一个家具齐全的屋子一样,如果没有灯你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有一盏灯,整个屋子都亮堂起来了。这盏灯就是一个人的“觉解”程度,也是一个人思想高度。人生的“觉解”程度不同,人生的意义也就不一样。冯先生还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觉解”不在“吃斋念佛”里,而在“人伦日用”中。而点亮我心中灯火的正是和宗璞老师的忘年交情。

(文:中央电视台许进安  编辑:李蛟龙飞  冯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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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坡 本文来源:网易河南 责任编辑:杨长坡_h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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