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谏逐客书》有感

《谏逐客书》一文是秦朝丞相李斯在秦王政十年也即公元前237年上书秦王嬴政以规劝其收回逐客令的名作。李斯主要围绕嬴政因受周围某些大臣献策之惑，认为凡外来客卿皆有“间谍”企图，是秦国实施“大一统”战略目的的潜在威胁者和颠覆者，遂下令将在秦国的客卿（包括李斯本人在内）一律驱逐出境这一严峻形势，以气势磅礴、如翻江倒海般的语言，从正反两个方面透彻分析了逐客令的种种弊端和不利因素，从而力挽狂澜，令嬴政收回成命，李斯也因此官复原职。

笔者于多年前的学生时代就已拜读过甚至背诵过此名篇。时隔多年，对其中之意的理解也随着本人知识结构、人生阅历、工作体验、思考方式的变迁而不断深入和多维。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本文的写作手法和思想精华作一翻粗浅的探讨，以期能举一反三、古为今用、活学活用，为工作乃至人生涂抹一层淡淡的思想“胭脂”。

一是公文写作的启示。笔者认为，公文全称公务文书，是单位尤其是机关上传下达、信息传递、高效运转的必要文字载体，是领导意志和实际内部工作运行情况的概括与反映，具有时效性、务实性、概括性、精准性、权威性等鲜明特征。《谏逐客书》一文是臣下写给皇帝的文书，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所以要凸显公文的目的性。比如李斯开篇就说：“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接下来就是论据支撑，否则开篇的目的性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但是李斯在这里并未直接展开与目的性前后呼应的正向论述，而是通过大量举例，说明了秦国先王比如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秦惠王用张宜之计、秦昭王用范睢之谋，皆使国家富强、人民殷实。而这些贤才虽都“不产于秦”，但都可称国之栋梁，可见客卿对秦国的事业蒸蒸日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整体上看，该文语义层层递进，第一段论“人”的重要性，第二段论“物”的丰富性，第三段是前两段的升华。从修辞手法上来看，李斯综合运用排比、比喻、对偶等修辞手法，使语言富有穿透力和震撼力，结合丰富的动词如“拨、并、收、取、散”等等，令文章如浑然天成，无懈可击。在论“人”和论“物”的关系上，一方面论证先王通过广纳贤士得以国富民强；另一方面论证不产于秦的丰富之“物”供王室消遣享用。这两点共同支撑了李斯的一个重要论断，即开放包容才是“王道”，反之就不是“王道”，至少不是“大一统”的王道。笔者认为，这在公文写作手法上是一个突破。

二是思想认识的启示。通过研读李斯的《谏逐客书》，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笔者得到以下三点启示：第一，人力资本是企业长远发展的第一资本。就像李斯列举了秦穆公等四位国君不拘一格广纳天下贤才从而使秦国走向强盛一样，农商银行作为地方农村金融主力军，没有大量的不同类型的人才积累，要想实现“双一流”银行乃至上市银行是不可想象的。银行高管必须秉持以德为先的“唯才是举”的人才观，着力打造觅才、尊才、惜才、爱才、用才的企业文化，根据不同人才的具体特质和才华大小，分配到与之相适应的工作岗位上。以良性发展吸引人才，以人才推动良性发展，有力塑造出“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稳定的人力资本。第二，要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及为之不懈奋斗的内生动力。在后疫情时代大背景下，农商银行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本行实际又能在发展上畅通“发力”的康庄大道，笔者认为清晰的战略规划是“必然”根本，前赴后继去实现它是不二动力。秦国自秦穆公开始，励精图治，傲视群雄，终成霸业；秦孝公通过“商鞅变法”，推陈出新，奠定强盛的根基；秦王嬴政广纳天下贤才，雄才伟略，制定统一天下大略，一扫六合，天下归于一统。第三，做到善于积累，厚积薄发。农商银行若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在探索中不断把被实践检验过的行之有效的理念、办法、制度、规范、机制等固化成条文和文件，印制成册，反复学习，使之成为全员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指南，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上升为百年大计的企业文化。将职业事业化、行为预期化、奋斗终身化，牢牢树立形象品牌、资本溢价、价值创造、利国利民的发展理念，一代又一代接续努力，为实现体制健全、经营优良、实力雄厚、价值共创的“农商梦”而不懈奋斗！

以上就是笔者重新阅读李斯的《谏逐客书》的些许粗浅的认识。笔者认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的养分，古为今用，经世致用，既可充实精神，又能指导实践，汇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力量、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持，当是吾辈孜孜不倦的崇高追求。

（作者：河南中医药大学经管学院 孙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