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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为什么称为“殷商之源”?

2020-05-22 15:25:59 来源: 商丘日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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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甲骨文出土,殷墟发掘成功,古代文献记载的许多商代史事得以印证。商人好田猎尚武功,重农业尚饮酒,重鬼神尚占卜,开创了独具特色而又丰富绚烂的青铜文明。在文献记载中这一时代有时称为“商”,有时称为“殷”,又或称为“殷商”,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名号,如何称谓这一王朝?商丘与商国号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什么商丘被称为“殷商之源”呢?

一、 “殷”“商”名号的由来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殷”“商”常常混用。《尚书·微子》篇里,既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又说“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文王》中既说:“商之孙子,其丽不亿”,又说“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商之先,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商颂·殷武》又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目前所见西周最早的青铜器《利簋》开头便是“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周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有“我闻殷坠”,称商为“殷”。

商王朝为何会有“殷”“商”两个称号呢?这一问题东汉学者已经注意到,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诗谱·商颂谱》说:“商者,契所封之地”,唐代孔颖达《疏》:“商者,成汤一代之大号,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则郑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也。”又《尚书·盘庚》孔颖达《疏》:“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司马贞《史记索隐》称:“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

这种观点认为,商王朝称“商”或称“殷”,都来自地名。商汤建国之初以先王所封之地“商”作为国号。盘庚迁殷后,改称殷,或称殷商。这一说法出自汉唐著名经学家,影响十分深远,也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迁都改号”说。

与“迁都改号”说不同的是近现代学者提出的“自称、他称说”,这种观点以罗振玉、郭沫若等知名史学家为代表。罗振玉根据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指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商乙,虽居河北,国尚号商”;郭沫若后来也指出:“根据卜辞的记载看来,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亳无根据的。”在殷墟甲骨文中,未有商人自称“殷”的例证,但是称“商”“大邑商”却多次出现。所以,在盘庚迁都之后,这个朝代的人仍以“商”称呼自己。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中才出现以“殷”代“商”的现象。

商人始终以“商”自称,“殷”是周人对商的称谓,是他称。这种观点出自近现代知名史学家,有出土文献为证,在学界有着较深的影响。

二、“商”名号与商丘

“商”名号本于地名,“商”是商人祖先始封之地。《史记》记载“契封于商”,然而契所封之“商”在何处,则由于记载不详而存有分歧。《史记》三家注中便引述了郑玄、皇甫谧、宋忠、李泰等各家的观点,郑玄以为在太华之阳(今陕西商洛),宋忠以为相土就契封于商,即《左传》中阏伯所居之商丘,在宋地(今河南商丘),《水经注》中又提阏伯之商丘在故卫地(今河南濮阳),诸说歧义迭出,相互龃龉。

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明确提出“商”在商丘。主要依据的是《左传》中的三则材料:

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昭公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

《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商丘在宋地”,《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 综合这几则材料,王国维提出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商人”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

此外,据《左传》昭公十七记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可知,春秋时人对帝丘、商丘之别十分清晰,帝丘在卫,其星为大水;商丘在宋,其星为大火。因此阏伯所居之商丘亦不可能在卫地(河南濮阳)。

这些记载还表明,商人与观测天象有密切关系,这与“商”字字形“在高台上观测大火星”的形象相合。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商”“商丘”为一地,“商”作为地名,很早就已出现,本为高辛氏之子阏伯所居,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

殷商的先公和盘庚以前的先王,虽然经过多次的迁移,而殷商的先公居住在商地较多,并且商为始封之地,因此“商”这一称号在商人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影响最大,直至迁殷之后仍然保留了“商”的称号。“商”字本无下面的“口”形,原为地名,后来逐渐成为族名,再上升为国号。随着商王朝的发展强大,“商”字之内涵亦越来越丰富。既有先商圣地的意义,同时也彰显着商族政权的神圣地位。

三、“殷”名号辨析

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始终以“商”自称,未为称为“殷”者,且目前发现两例被释为“殷”的文字,皆与商名号或地名无关。因此,现代学界普遍认为商代始终自称“商”,并未因迁都而改称“殷”,“殷”是周人对商的称呼,是他称。但周人为什么称“商”为“殷”,“殷”与“商”有何不同,学界还存有争议。

(一)“殷”起自地名“衣”。如郭沫若认为,“殷”来自卜辞中的地名“衣”。周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衣是卜辞中的一个小地名,是殷王畋猎的地方。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

(二)“殷”起自夷,是周人对东方商部族的称谓。姜亮夫认为“殷”起自夷,“殷即夷之繁体,即所谓东方引弓之民”,“殷为后起字,夷为其初文”,尸、人、夷、殷为一列系的字形结构之发展;而“自其音论之,则殷复变如衣”。徐中舒指出:“周人称殷为夷……衣、殷、夷读音相近,都是古方音的不同。”

这两种观点均认为“殷”是他称,或来自地名衣,或由于夷族之称谓,且周人称商为殷带有一定贬斥意味。但西周以来的文献如《诗经》《尚书》中有大量“殷”“商”对举混用的例子,说明“殷”并非贬称。且商人后裔宋人集结的祭祖颂词《商颂》中也自称“殷”或“商”,更说明“殷”可能没有贬义。周人早期称商为“衣”可能含有一定的贬义,但在周灭商后,周人以“殷”号代称“商”,已经没有早期敌对或蔑称意味。

(三)许慎《说文解字》: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这一说法曾被现代学者予以否定。如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说:古文殷字像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它和作乐舞干戚之形毫不相涉。后来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将于氏新说推广为:殷之本义是以灸、刺、按摩的方法治疗疾病。这一新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因此而否定许慎之说,则有些不妥,许慎释殷为作乐之盛亦有其来源。

许慎所引“殷荐之上帝”出自《豫》卦《大象》:“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上配祖考。”豫卦上雷下坤,以地上轰鸣的雷声,象征祭祀先王时演奏的盛大乐舞。与“殷”字本义作乐之盛相合。从“殷”字形来看,象人手执“殳”敲击腹部鼓面之形,类似古代礼乐中隆重的鼓乐。《诗经》祭祀先祖的乐舞中多有鼓乐,《商颂·那》有“奏鼓简简”“鞉鼓渊渊”,《周颂·有瞽》有“应田县鼓”,《周礼·鼓人》掌教六鼓。无论是祭祀、军旅还是田役等大型活动,都离不开隆重盛大的鼓乐。王进锋曾在《西周文·与殷见乐舞》一文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考察,认为殷的本初含义就是身带乐鼓,以槌击之,提出不可轻易否定许慎之说。并据西周士百父《文盨》铭文说明西周时期仍然行“殷见”之礼,并伴有舞乐。这种盛大的乐舞活动被冠以“殷”字,所以殷又引申为盛意、大意、众意。

考察周初史事,周人灭商后并未完全否定商人传统,反而吸收了很多商人的制度文化。武王灭商后曾向箕子请教商人的治国法则,周公诏告康叔要广泛地访求殷商圣明先王的治国之道,在处理民众诉讼时也要依据殷商的法律。周用武力征服商人之后,对已经顺服于周的殷人,采取了怀柔政策。因此在周初文献中“殷商”合用或者是表达对商人的安抚,称其文化之昌盛。

结 语

综合来看,“商”这一称号与商人始封之地以及商人图腾有着密切关系,有神化商王朝政权的意义。在商代,商人始终都自称“商”,“殷”是他称。在西周以后的文献中,殷(衣)、商混用,均可表示商。周人称“殷”可能来自“衣”或“夷”,是周人对商的特殊称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贬义逐渐消除,古人常常殷、商对举,以增加行文的韵律性。“殷”本义有“作乐之盛”,“殷商”两字合用时,“殷”或可释为盛大之意。商丘既是商人祖先居住之地,与商国号之来源密切相关,在历史上便有商、商丘之称,同时又是殷商后裔所居之地。在今天的语境中,“殷商之源”表明了商丘是灿烂的商文化发源地这一重要地位。

薛立芳

侯国庆 本文来源:商丘日报 责任编辑: 侯国庆_HN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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