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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拜宋王惹质疑 枉尺直寻勿可为 寓宋的儒圣尊严

2019-05-20 18:00:09 来源: 京九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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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寓宋的儒圣尊严)

孟子故居
孟子故居

在《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描写的是孟母三迁辛苦育子的故事,孟母所教之子正是日后成为儒家学派“亚圣”的孟子。也正是孟母的谆谆教导,让孟子“吾善养吾浩然正气”,立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而一生为天下谋,宣传自己的学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继而实现人生价值。笔者站在邹城孟庙的“母教一人”碑前,为这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出一位继往开来的圣人而肃然起敬。

孟子一生追求士人的气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因此他强调做事做人的原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今天读《孟子》,会觉得他非常有个性,这就是活生生的孟子。孟子在寓居宋国时,所做的几件事情,也正彰显了他的这种个性。

不拜宋王惹质疑 枉尺直寻勿可为

孟子在宋国,先后见了宋臣戴不胜、戴盈之,他们将孟子的意见是否转达宋王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宋王偃既没有登门求教来见孟子,也没有礼请召见孟子,却是事实。此时孟子何去何从,是主动谒见宋王,还是不见宋王?孟子选择了后者。辛辛苦苦、风尘仆仆来到宋国,弟子们对于孟子不去见宋王很不理解。孟子高足公孙丑、万章代表其他弟子问他:“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万章下》)另外一名弟子陈代也对孟子说:“您不去谒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如果现在谒见一下,大则凭借他们可以推行仁政,小则可以让他们称霸诸侯。况且《志》书上说‘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即成语“枉尺直寻”),似乎是可以这样以屈求伸的吧,也值得去做啊。”

对于三人的询问,孟子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避开话锋谈起了古礼、古事。对于公孙丑、万章,他阐述了士人气节修养当“不为臣不见”,即如果不是诸侯的臣子就不应当主动谒见诸侯,这才合乎“礼”。但是虽然不是诸侯之臣,如果君王礼贤下士前来登门求教,当然还是可以见的。否则便是献媚。他以段干木和泄柳不见国君、孔子不见阳货的实例进行了阐述。对于陈代的询问,孟子举了虞人、王良两个事例,表明自己不主动谒见诸侯是为了坚守礼义,强调“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的道理。在孟子看来,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的交际,都应有一定的规则(即“礼”),君主对士人必须待之以礼而不是颐指气使,否则就不利于实行仁政。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孟子认为自己不见宋王偃,既不是宋王来见,自己耍大牌避而不见,也不是宋王送来礼物,自己拒不接受,而是宋王本人没有见自己的诚意,也没有实行仁政的真心。孟子和宋王志趣不合,如果勉强自己与一个志趣不合的人接交往来,一面强装笑颜,一面又满心羞愧,这不是君子之道,做人要内外如一。孟子已经认清了宋王的真面目,他宁可失去从政的机会,也不愿意屈尊以求,显示了儒家学者在礼义气节等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坚定立场。

受赠有道称君子 禁忌货取失气节

基于对宋王偃实施仁政的失望,孟子看到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决定离开宋国返回故乡邹国。临行前,宋王送来了七十镒金作为盘缠,孟子没有推辞就接受了。路过薛地时,薛地的长官送来了五十镒金用来购买防身的武器,孟子也没有推辞就接受了。这时,孟子的弟子觉得很奇怪,因为来宋之前离开齐国时,齐君曾经送了一百镒上等金,老师都没有接受,现在反倒接受宋、薛送来的七十镒金、五十镒金,为什么呢?其弟子陈臻认为老师的做法中,一定有一个是错的:“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即成语“二者必居其一”,《孟子·公孙丑下》)他认为都是别国君主送来的钱,为什么有的就接受,有的就拒绝呢?如果拒绝齐君赠与的钱财是正确的,那么老师也应该拒绝宋王、薛君的馈赠;如果宋王、薛君赠与的钱财接受是正确的,那么老师也应该接受齐王的馈赠啊。两种相反的行为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不可能都对,这样就在逻辑上把孟子逼到了两难的境地。而出乎意料的是,孟子竟然回答道:这两种做法都没有错。

孟子耐心地向弟子们解释,宋王送来七十镒金时,说这是作为盘缠之用的(辞曰“馈赆”),而远行在外不能没有盘缠,理由充分正当,我们怎么能不接受呢?薛君馈赠五十镒金时,说这是用来购买防身武器的(辞曰“为兵馈之”),而我们后面将要走的路确实险象环生,为防不测需要买些武器防身,馈赠的理由同样充分正当,我们怎么能不接受呢?而齐王派人送来一百镒上等金时,什么理由都没有,如果接受了这种毫无理由馈赠而来的钱,就等于收受贿赂被齐王用金钱收买了,哪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在这里教导弟子,接受别人馈赠的钱财礼物要合乎道义,即使少也应该接受;如果不合道义,即使多也断然拒绝。孟子曾坦言说:“富贵,人之所欲也。”(《孟子·万章上》)但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受,此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路遇宋牼论罢兵 去利怀义向和平

在孟子师生离开宋国周游其他国家的途中,于石丘遇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宋国思想家宋牼(即宋钘,又作宋荣子)。孟子看到宋牼,非常尊敬地问他:“先生准备去哪里?”宋牼说:“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准备去见楚王,劝他罢兵。楚王要是不听,我就去见秦王,劝他罢兵。两个君王当中,我总会劝说通一个。”孟子问:“你准备怎样劝说他们呢?”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我将言其不利也)即向双方阐明交兵所产生的不利因素,以及交战各自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使他们能够各自收兵。

孟子听宋牼言说后极力反对,认为“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告子下》),这是因为若以“利”说服秦楚之王,那么秦楚之王罢兵的动机是出于“利”,如果用利害关系去换得一时的和平,早晚也会失去和平,而且会把人们引向求利之路。他指出君臣、父子、兄弟相互之间若是唯利是求、以利相对,这样的国家迟早要走向灭亡。孟子进而表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劝说秦楚罢兵的上佳方式应当是讲求仁义,“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孟子·告子下》)。秦楚若出于仁义而罢兵,人们深切感受到仁义的巨大魅力,受其感召而心向仁义,“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即成语“去利怀义”)。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还要去谈“利”呢?这也是孟子的义利观。

在孟子看来,和平是很重要的,他也非常支持宋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他认为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但是在其所处的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以仁义为前提的和平只能是一种理想,正如以仁义为前提的战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样。

文/图 马学庆

王会斗 本文来源:京九晚报 责任编辑:王会斗_H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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